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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永昌大元帅印”的身世之谜

2018-7-30 10:50| 发布者: 中国艺术网事务| 评论: 0

摘要:   “永昌大元帅印”,摄于“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图/范立)    2013年,江口沉银遗址发生重大的盗挖案件,部分文物流失;2016年该案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金印的发 ...

  “永昌大元帅印”,摄于“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图/范立)

  [写在前面]

  2013年,江口沉银遗址发生重大的盗挖案件,部分文物流失;2016年该案破获后追缴回一件“永昌大元帅印”。金印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和历史爱好者在网络上也发表了看法,有学者指出该金印主人为张献忠,另外有学者认为金印属于李自成,亦有观点认为属于张献忠帐下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笔者对该印章质地、形制、文字等进行分析,并结合此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金印主人、来源及相关历史背景进行考证。

  “永昌大元帅印”的虎钮和印章在盗掘中分两次被发现,钮与印章背面四个足印正好印合,可证为同一件器物。金印用黄金制成,边长10.3、印台厚1.6、通高8.6厘米,重3.195千克。印面用九叠篆文书“永昌大元帅印”六个字,印的背面左右分别刻“永昌大元帅印”和“癸未年仲冬吉日造”。印钮为一立虎的形象,虎口大张,虎身前倾,虎尾向上卷曲,虎身阴刻线纹表现虎的鬃毛和斑纹。

“永昌大元帅印”(文物资料图)“永昌大元帅印”(文物资料图)
图一 “永昌大元帅印”印背拓本(1)和印面钤本(2)图一 “永昌大元帅印”印背拓本(1)和印面钤本(2)

  金印的时代

  江口沉银遗址目前已被确认为大顺三年(1646年)杨展与张献忠江口大战的战场遗址,文献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多有记载,201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也基本证明了遗址的性质。江口沉银遗址发现的大量财物主要为张献忠历年征战中所获,特别是大西军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以后,陆续攻占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广东、广西的北部,并于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大量的财物当为张献忠在这个时间获得。而金印作为遗址中发现的最高等级的文物之一,无疑与这一历史事件相关。

  此前的考证中各方认为印章主人可能是与江口沉银发生同时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李定国、孙可望等人,但鉴于该遗址出水文物来源广泛,大量文物的时代为明代中晚期;[1]另不排除部分文物时代更早,一直保存至明末。故有必要把金印放到大顺二年之前更长的时段去认识,以确定其时代。“永昌大元帅印”从其形制及文字看,应当说有比较明确的时代特征。

  首先,该金印为虎钮,将虎钮普遍用于印章的是明代及南明的将军印。《明史·舆服志》“武臣受重寄者,征西、镇朔、平蛮诸将军,银印,虎钮,方三寸三分,厚九分,柳叶篆文”。[2]如崇祯十六年铸的“荡寇将军印”即为伏虎钮,银质,方形,边长10.4厘米,与金印基本一致,印的字体为柳叶篆;[3]其后南明也继承了明代的形制,多枚将军印均为虎钮。广西玉林发现的永历六年“平东将军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钮与“永昌大元帅印”同为立虎,印面正方形,边长10.09厘米,字体为柳叶篆(图二)。据于凤芝考证为孙可望本人印,孙可望曾为张献忠账下“平东将军”,孙可望复大西军时称号,表明其继承张献忠遗志;[4]广西发现永历三年“援江将军之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蹲踞状虎钮,底边长10.2厘米;[5]贵州道真县发现永历二年“规秦将军之印”,铜质,印身为三层台式,虎钮,边长10.9厘米,印背刻“以铜代银”,显然南明永历政权因财政困难故以铜代银;[6]另浙江长兴也发现过南明永历三年郑鸿逵“靖虏将军之印”,铜质,虎钮,边长10.9厘米。[7]从以上发现看,“永昌大元帅印”无论从虎钮还是其尺寸都与明代和南明的将军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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