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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2012-3-6 15:59| 发布者: 微笑的鱼| 查看: 1781| 评论: 0

摘要: (1021~1086)北宋政治家和思想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朝进士。嘉□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期间,为了挽救当时“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危机,向仁宗上万言书,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神宗熙宁 ...
(1021~1086)北宋政治家和思想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朝进士。嘉□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期间,为了挽救当时“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危机,向仁宗上万言书,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神宗熙宁三年(1070)至熙宁九年间两度任宰相,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更戍、保甲等新法,即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为此,列宁曾称他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南京)。元丰二年(1079)再拜左仆射,封荆国公。世称荆公。著作多散佚。现今流传的有《临川先生文集》和《周官新义》(辑本)。他的法律思想的要旨是德、礼、刑、政并用,而强调德本刑末,大体遵循儒家正统而力主变更不合时势发展需要的旧制,要求变风俗、立法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德,礼、法并用说他认为,社会上所以产生非礼、非法的行为,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为此,统治者必须首先使人们有富足的财用。但是在人们“足于财”之后,如果不用“礼”加以节制,不用“法”加以束缚,仍然会发生“放僻邪侈、无所不至”的现象。因而统治者还必须运用“礼乐刑政”,对人民教之以“道艺”和“礼节”,并待之以刑律,要求他们守礼而遵法。这就是所谓“任德”、“任察”和“任刑”三者兼有并用。但是,这并不是以“刑名法术”为本。“刑名法术”不过是“吏事”,而不是“主道”,只有统治者用自己“至诚”的“精神之运,心术之化,使人自然迁善远罪”,才是“主道”。因为人们遵礼守法,并不仅仅是依靠“禁严”和“治察”所能达到的。政事不在大小,只要统治者以德和心术去“教化”人民,人民就一定“化服”,并从而消除狱讼。所以他说:“不先教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他认为,法是“德”和“礼”的保障:“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没有法的强制去对付那些教以德和礼而仍不化服的人,也是不行的。这就是他的德、礼、法三者必须并用,不能“专用”其一的道理。这些道理并没有脱离封建儒家正统的“德主刑辅”、“先教后刑”等思想的窠臼。

“度世之宜而通其变”的变法革新论在他看来,法从来都是统治者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制定或修改的:“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宋王朝当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原因是“不知法度”,不知法“先王之政”。因此他主张变法,“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但所谓法“先王之政”,并不是要照搬旧制,而是要“法其意”,“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并制定善法以代之。他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只有立善法,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据此,他除制定并推行青苗、均输等新法外,在刑事立法方面,他认为当时只注意于“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而对于一些法所先急的犯罪,却皆不可得诛,例如对官吏的贪污规定了严厉的惩罚,而对造成官吏贪污的“奢靡无节”,却没有规定应有的重处,这是“禁其末而驰其本”,是造成法令“滋而不行”,使坏人幸免好人遭殃的原因,必须切实加以改变。在审判程序上,他强调朝廷对全国司法活动应有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他认为当时司法部门审理案件,自行其是、擅作决断的情况,对加强法制不利,应当加以改变。他说:“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为了严格掌握对疑案的最终裁判权和类推的适用权,他提出了逐级审核,最后由宰相、副宰相干预中央司法机关的审判,直至由皇帝裁决的主张:“有司用刑名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名不当,则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他驳斥那些反对这一措施的人说,这关系到国家的体制和法制的推行,“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这些论点,都有力地支持了他的变法革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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